专访 | 孙惠芬：一旦人物活了，写作常常是被推着走的

Original 江玉婷好书探 2024-01-29

来北京开研讨会的前一晚，孙惠芬收拾行李，想带两件厚外套。丈夫提醒她，外套要薄一点。“万一人家批评你，你满头是汗，多不好。”于是，孙惠芬把薄外套塞进了行李箱。她不是畏惧批评，只是缺乏自信。“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永远在写作那一刻自信。”同时，她也承认，一旦作品写完，“把门打开”以后，不自信的心理就开始浮现。

这位以“歇马山庄”作为地标的成人文学作家，曾以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斩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。60岁这一年，孙惠芬推出了新作《多年蚁后》，这是她首部儿童文学作品。

为什么要写一部童书？在孙惠芬的叙述中，这个故事是偶然来的——在准备下一部长篇时，意外插入的一笔。然而，一旦把时间线拉长，会得出相反的结论。

《多年蚁后》孙惠芬著

接力出版社2021年7月版/35.00元

以另一种方式重回生命

多年以后，面对记者手边的《多年蚁后》，孙惠芬回想起确信自己能成为作家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

1997年，她正在写《歇马山庄》，写到20万字的时候，她突然清晰地感受到了那一刻——作为一名作家，自己能“站起来了”。那时，她正好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，在会上认识了出版人白冰。当时白冰在作家出版社，孙惠芬讲起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。他说：“好好好，写完拿给我看。”书写完了，白冰也调走了，《歇马山庄》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几年前，也是在一次会上，孙惠芬再次遇到白冰。这时白冰已经是接力出版社总编辑，他对孙惠芬说：“你写了那么多年，能不能给孩子写点东西？”孙惠芬从没想过写童书，她没有直接拒绝，而是说：“我不一定能写得了，得看看有没有感觉。”后来，白冰给孙惠芬寄了一箱子童书。拆开纸箱，孙惠芬挨个打开看，一本也看不进去。“我的生命里就没有（童书）”，她无法进入童书，找不到自己和童书的联系。眼看书被闲置，她把书分了出去。

另一样与她无关的是自然。孙惠芬生在辽宁庄河青堆子镇山咀小队，门外是旷野，辽远而可怖。蚂蚁会猛地从地表涌出，草丛会窜出蜥蜴，夜风在林间呼号，直到把冬天屋顶上的苫草卷走，那时屋子就像丢了房顶，只剩空荡的四壁。一年里，只有秋天的声响使人心安，风刮起的麦浪声，会唤醒大人嘴角的笑。孙惠芬恐惧自然，她以为自己会一直如此。

转变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出现。2019年，孙惠芬的爱人做了一次手术，小病大治，做完手术伤口老不见好，在家休养了小半年。当年年末，新冠肺炎疫情出现，又是一段长达半年的居家隔离。解封后，孙惠芬从未如此渴望走出家门。为了给下一部长篇收集素材，他们驱车驶向故乡最北部的山沟，试图重新回到人与人的关系中。然而，计划落空了——乡民惧怕他们，就像惧怕一切外来者那样。他们走出了家门，却未走出隔离的境地。

他们只得驶向更远处。蹚小河时，不知名的物体滑过脚背，孙惠芬惊得大叫。“你喊什么？这么大的人，你怕什么？”一位老人厉声呵斥了她。孙惠芬的脸开始发红，尊严像是从脸上脱落的冰雕面具，砸在地面摔碎。“是啊，怕什么呢？”她问自己。

老人告诉她，看着你的恐惧，你就会战胜恐惧。他讲了一个故事：很久以前，当老人还是小孩时，他被狼撵过。意识到再跑会没命，他突然站住，瞪着狼看，向狼扑去，结果狼被吓跑了。后来，孙惠芬如法炮制，在山林间盯着蚂蚁、毛毛虫看。当她闭眼时，眼前仿佛有一条蛇爬动，冰凉的触感从脚腕出现，蛇尾掠过背脊，想象中的蛇存在，但恐惧消失了。

老人在山中独居，一日只吃两顿饭，每天只做一件事——在河里搬石头、清理河道。他们还是邻居，夫妻二人常去听故事，老人讲山的历史、乡民的故事，讲陀思妥耶夫斯基，讲黄瓜须子如何引到白菜里……在瓜地里，老人指着西瓜说：“你们城里人傲慢，就像这西瓜籽，以为自己是中心，不知道西瓜里还有籽，不知道西瓜外面还有西瓜。”这个“西瓜籽”的比喻，扎进了孙惠芬心里。和丈夫断断续续听了3个月故事，她也没想好写什么。

一天早晨，孙惠芬从睡梦中醒来，发现眼前有一只大蚂蚁。她走到卫生间，蚂蚁就在洗手台上，她走到餐厅，蚂蚁就跟到餐厅，她闭上眼睛，蚂蚁还在眼前。一只巨大的蚂蚁在眼前挥之不去。孙惠芬想，这大概是一种预示，让自己写点什么。“写什么呢？”她想。3个月的下乡生活在眼前浮现，山林、西瓜、蚂蚁……如果一个活透了的老人要告诉孩子世界的真相，他会说什么？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从心底升起，迅速升腾、炸裂。她告诉自己：我要开始了。

写作常常是被推着走的

那段时间，孙惠芬正在构思小说，三哥打来了电话。他怀疑外孙子病了，孩子的眼神直勾勾的，一遍遍地问：“姥爷你高不高兴，你高不高兴？”那一刻，孙惠芬意识到，自己要写的孩子结实地出现了。“这是件真事，要我编这个（情节），我编不出来。”她问过孩子，你最痛苦的事是什么？大人以为，他会答父母离异。结果他说：“奶奶上楼拿不动菜，我又没力气帮她。”一个内心敏感的孩子，过早地展现出慈悲的力量。

《多年蚁后》里的童童，就是这样一个孩子。每当想起妈妈，他会躺在床上流泪，抱着小夹被嗅个不停——早先，这里有妈妈的味道，是妈妈的奶水；妈妈走了，又变成奶奶的檀香味，奶奶用檀香皂洗衣服。一只老蚁后转述了老爷爷的话：“你看看这些西瓜籽，它们一个是一个，它们都以为自己是孤独的，可它们哪个不是在妈妈怀里？”童童从床上跳起来，他明白了“世界就是大西瓜！我和妈妈都在西瓜里！”

写到这里，孙惠芬把自己代入蚂蚁的视角。“当你是一只蚂蚁，你看西瓜多大，西瓜太大了，它就是地球，就是宇宙。”老人在瓜地里的比喻进入了故事，意义发生了变化——西瓜籽不再代表傲慢，而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。西瓜籽会和另一粒西瓜籽分离，但当夏天来临，它们被埋在大地里，与河流、山川、草地、庄稼一体。童童一下子告别了童年，当世界是一个大西瓜，他和妈妈就一直在一起，因为万物同在。

采访中，孙惠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生活碎片如何编织进故事。事实上，在更早之前“西瓜”这一喻体就和她产生过联系。2009年孙惠芬在中篇小说《致无尽关系》里用“西瓜”比喻一个人巨大而隐秘的生命历程。“一个人的背后，有着如此无限的、让你无法想象的内容，一个人的生命背景，你一旦走进去，就是打开一个切口，就像一只西瓜打开切口。”

家里的电脑只用来写稿、查资料。不写的时候，孙惠芬是一个纯粹的“家庭妇女”——这个词她脱口而说出。每日待在家里，除了打扫卫生，就是围着灶台打转，要么就是逛服装店。她离网络世界很远，家里的电视不常开，没看过《吐槽大会》，更不知道“谐音梗”。

书名《多年蚁后》就像五线谱，也是偶然来的。一天，婆婆在家里看电视剧《小娘惹》，女主角说了一连串台词，讲多年以后，两人会如何如何。孙惠芬那天没写稿，电视里传出不断的人声，她满脑子都是“蚁后”，这时“多年蚁后”一下子就冒出来了。

“多年蚁后”第一次遇见老爷爷，是在她逃跑的路上。那时候，她刚做了妈妈，生了一堆孩子。熬过了冬天，蚁后造了个“假我”，“真我”逃出了洞口，奔向妈妈在的樱桃树。老爷爷一遍遍地说：“你的家不在这里。”蚁后蹬腿发泄：“我想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要生我？既然生了我，又为什么不要我？”后来，她又逃跑了两次，哪怕第三次“还不等爬到洞口，她又开始生育”。蚁后不知道为什么，自己总有生不完的孩子。

写成人文学时，孙惠芬常常思考女性的困境。她用一个女性的视角、一个母亲的视角，追问蚂蚁的生存规律：她一下子生200多个孩子，有没有一刻想逃走？她想逃走，能不能逃走？逃不出去，她还会怎样？

在《致无尽关系》里，孙惠芬写到了自己：一天早上醒来，看着丈夫和儿子，她陷入了困惑。“我想，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呢？这两个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婚后，女性就像一株苗连根拔起，栽到另一片土壤。适应了，就没有委屈。从不适应到适应，这中间经历了什么？孙惠芬关心这些。

故事最后，童童种下了蚁后留下的海棠树种。最初，孙惠芬设计的是，童童一个人偷偷种树。后来，她一想不行，现在孩子的所有举动都受到大人监督，不存在偷偷种。于是结尾改成了：在大人的注视下，童童和幼儿园的孩子们种下了种子。“我有一个总体的感受，一旦人物活了，写作常常是被推着走的，不受作者控制。”她说。

站在岸边看波浪起伏

在乡村，海棠树是一种古老的树。在孙惠芬小时候，海棠果是最好吃的水果。后来有了苹果，这种小小的、酸酸的，黄里透着红的海棠果被替代了。海棠树生长在这个城乡变迁的故事里，见证着两个时代的交叠。

孙惠芬开始写作的时间很早，17岁时，就在夜里扒到八仙桌上写文章。1980年，她考入青堆子镇制镜厂，同年接受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教育。1982年，21岁的孙惠芬发表处女作《静坐喜床》。一开始，写作仅仅是为了得到认可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文章发表后有一笔稿费。“我结婚多少年了，家里所有的家具、餐具都是稿费赚来的。”在庄河，孙惠芬成了一位作家。

1995年，孙惠芬被调到大连。进城曾经是写作的目的，现在愿望实现了，她却觉得空虚。“就像一根稻苗被拽到城市，没有落脚的地方。”那段时间，孙惠芬翻到大连电视台，听着主持人播报的新闻，她觉得与自己无关。后来，她做了一本笔记本，天天在上面画画，画庄河的河流山川。有一天，孙惠芬突然觉得可以写作了，整个乡村的土地都涌到身边。她写农村、写农民、写乡土大地：《民工》写了父子二人进城务工，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里写了男人进城后的新媳妇，“没有蒸汽的屋子清澈见底，样样器具都裸露着，现出清冷和寂寞……”在书写中，她实现了精神的还乡。

《生死十日谈》是一个转折点，这部作品直面辽南农村自杀问题。在翁古城计生委的死亡名单，自杀者的生死日期确凿。一个17岁的男孩和母亲争执后喝下百草枯，他睁开眼睛跟母亲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妈，我还能活吗？我不想死。”一个男子得了胃癌想服毒自杀，可食道被肿瘤塞满，根本喝不下药水，他只有拖着枯瘦的身子上吊。在田野调查中，孙惠芬了解自杀者的死因，他们活着时的痛苦，以及死后亲人的痛苦。

写完《生死十日谈》以后，孙惠芬所有的作品都与死亡有关。《寻找张展》里，“死亡”缩小到了一个很小的范畴：父亲遭遇空难后，儿子试图理解父亲。《多年蚁后》也写了生离死别，童童和母亲生离，和昏迷的老太奶死别。两个孩子过早地见识到生命的残酷。“我在写作的时候是有意识的，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，才会体会到生命的真相。”她接着说：“救赎打通了这两本书，每一个生命都在用另一种方式救赎自己。”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孙惠芬始终在探索人性，走进人性的幽暗地带，书写汹涌的欲望。“这些我在过去的小说里都写到了，但是有出路吗？”活到60岁这个年纪，孙惠芬意识到，活在人性里没有出路。

一天，她和《多年蚁后》责编编辑任国芳说到了变化。她不再跳到人性的波涛里，而是站在岸边来写，写波澜、写大海、写天空，视野更宽阔。在前往研讨会的出租车上，孙惠芬聊到了《多年蚁后》里的蝉。“写到这的时候，我不害怕死亡了。”

这时，她还不知道曹文轩看过《多年蚁后》后，想写一个老牛和蝉的故事，也不知道《多年蚁后》会入选“中国好书”。如果她能提前知道，也许在那个离开大连的晚上，她可以松一口气，带几件厚外套。

孙惠芬

对话

孙惠芬& 中国阅读周报

Q：《寻找张展》和《多年蚁后》似乎有某种联系。

孙惠芬：这是我去年写作到现在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说法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。当你把它俩联系到一起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有个东西被奇妙地打通了。

童童是一扇门，他就是童年的张展。他用一个脆弱的身体，一个敏感的心去了解世界。我特别强调敏感，一个敏感的人看世界是完全不同的。哈代在《苔丝》一书中，借人物之口说：一个敏感的农民的精神世界，比一个总统要丰富。

《多年蚁后》的初稿里有“慈悲”，稿子发给责编前，我换成了“同情心”。生活中，我们很少提到“慈悲”，常常用“善良”这个词。其实每个人都有“慈悲”，只不过有人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体会到它。

Q：您认为《寻找张展》是转型之作吗？

孙惠芬：它进入我的生命中，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。那个时候，出版社天天追着我，让我写一个大学生志愿者的故事，我说不写。过了3个月，又给我打电话，再过3个月还打。当时我非常恼火，没经过我同意就报到选题上去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就跟儿子交流。儿子说：妈妈你为什么不可以写写我们90后？一件事没有道理地追着你，一定有它背后的道理。他这句话突然震撼了我。我把这句话放心里了，但也没想去写。

一次聚会，一位新朋友说是我的粉丝。席间，桌上就剩我们俩，她说：“孙老师，我很不幸。”原来她的爱人在空难中去世，上飞机之前跟她说，他正在读《致无尽关系》。回家后，我就联想到了一个大学生——如果他在青春期很叛逆，从来没有和父亲交流过，那么他的父亲突然不在了，他该怎么办？就这样，小说就来了。

Q：您对于自然的关注，是从《多年蚁后》开始的吗？

孙惠芬：我一直关注人和人的关系，《寻找张展》就是讲人的救赎。当张展开始问父亲到底是谁？其实救赎就开始了。对自然的关注，更早是在2007年。那时，我正在写长篇小说《吉宽的马车》，想塑造一个“自然之子”。村里其他男人都进城打工，只有吉宽一直在村里赶车。他待在乡村，最经常打交道的就是自然。当时我读了《昆虫记》，对蝉和蚂蚁关系的印象特别深。但在当时的书里只写到屎壳郎推粪球。

去年，我和我爱人下乡，有3个月时间泡在大自然，天天和动物在一起。后来我花了十几天读完昆虫学家写的《蚂蚁的故事》，一边看一边做笔记。真的，你没办法不佩服（蚂蚁），你只能惊叹：你对昆虫的智慧知道的太少，不知道的太多。就这样，蚂蚁的故事就和人的故事联系起来了。

可以说，从读《昆虫记》开始，“万物有灵”就扎在我心里。但是到《多年蚁后》，我才真正意识到万物平等，只有平等才会慈悲，只有慈悲，才能打通万物的关系。“万物有灵”不是一个概念，是真实发生的事儿，因为各种生灵都有自己的智慧。

Q：小说的开头难写吗？

孙惠芬：纳博科夫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，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，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，作家对这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‘开始’，霎那之间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、溶化、又重新组合。”我自己写小说时，也是这个感觉。

发呆是我等待小说开头的习惯。一般情况下，等不上三五天，那个开头的句子会突然敲门，像来客敲门。而把客人引进家的最好方式，是赶紧把句子敲进电脑。写作是项神奇的工作，只要写下第一个句子，另一个世界便向你敞开，小说的人物便会不请自来。

当然也有例外，也有走错门的客人，他进了门东张西望，就是不坐下，不和你对视，他甚至溜达一圈又走了。我在写《寻找张展》的时候更糟糕，写了不下十几个句子，开了不下十几次门，客人连门都不进。他们不进，不是不想进，而是他们人太多，拥堵在门外进不来，我往往不知道该把谁拉进来。

我也在书里写了这个状态。儿子看了初稿，他说：“妈妈，写作太奇妙了，我现在才知道写作原来是这样。”

Q：您一天大概能写多少字？写作工具发生过变化吗？

孙惠芬：写《歇马山庄》时，一天能写6000字，1万字，手写，天天拿笔哗哗地写，写到后半夜，写完的稿纸一摞一摞地摆着。那时候家里日子苦，刚到大连，房子很小，母亲在这，孩子也小。我当时身体还不好，1990年做过一场大手术，但还是年轻，每一天都写到后半夜。

当时手稿很少有改动，就是凭一股气往前写，听着钢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，像音乐，完全沉浸在写作里。在此之前，我常常怀疑自己，但是写到《歇马山庄》，我看到了自己写作的能力，我才觉得，我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了。

2003年，我开始用电脑写作。我那么沉浸于笔划纸页的声音，但是电脑是个大趋势。手写得低头，时间长了颈椎疼。如果用电脑，至少写的时候能抬头。当时《上塘书》手写了3万字，我想不行，一定要通过这一部书来改变。好在《上塘书》不是一个连贯的故事，我接着前边3万字往电脑上打，硬着头皮，一点一点，终于进入了。用电脑有个好处，能更好地控制情绪，不至于铺张、满溢。

现在我一天写2000字，慢的时候1000字，有的时候写500字也不着急，一天写两三个小时，很少熬夜。过去是白天晚上连着，整个人和小说连在一起的。连在一起，就常常失眠，长期失眠身体就不好。后来，我就试着改变，只上午写，下午不写，晚上也不写。

不写不意味着放松，我可以在这个时间做家务，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。但你的感觉还在创作里，只是意识不被牵制，去做一些其他事儿，但并不分心。晚上好好睡觉，第二天再续上。虽然下午、晚上不写了，但是一点都改变不了前一天的状态。

Q：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，作家是神秘的，作家的创作也是神秘的。

孙惠芬：创作有无限的神秘性，真是这样。我是一个比较笨的写作者，我常常是尊重内心。我不会设计自己，从来没有设计过，比如说几年以后要转型，要写成另一种样子，从没有。为什么我老讲遇到，遇到了，那就是生命的分泌。写作所有的神秘，都在这分泌当中。比如很多成人作家在写童话，我压根没想过自己会写。但有一天，它就这样来了，它来到我的生命里，不写不行。《寻找张展》也是这样。

Q：您的创作还是有迹可循的，开始讲农民进城的故事，然后是他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。《多年蚁后》其实就是第三代人的故事。

孙惠芬：我过去写城乡关系，写的都是乡村人进城。一个人的内心如果敏感，你就会有一个边界意识，就会四处碰撞。一旦离乡进城，城乡之间、文明与落后之间的碰撞就会在内心产生反应。

张展的父亲是乡进城，到了张展这一代，他已经不了解乡村了。当张展寻找父亲，回过头来看乡村，他来到奶奶家的大槐树下，他找到的是血脉联系。童童的爷爷是乡进城，父亲是进城的第二代了，童童完全没有了城乡界线。可现实是，孤独并没远离他，他更早地体会了孤独。这个时候，当他因孤独发现了小区树下的蚂蚁，关注的世界就不仅仅是人类了。虽然地下蚂蚁的世界很小，但它让童童看到了万物一体，世界就更大了。所以我的这次回乡，从地上写到了地下，是真正的精神还乡。

对我而言，乡村是生命出发的原点，也是灵魂回归的终点。这和身体住在哪里没有关系，因为生活永远在别处。

还乡是生命的一种超越，这是我从那位老人身上看到的。他是城里人，因为生命中曾经发生过种种不幸，他到乡村独居。当他跟大地、万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获得了安详。超越之后，就是安详。其实生命的本质就是你真正走到那个地方，突破了所有无常、痛苦，最后走到安详，这是最重要的精神回归。

Q：超越指的是什么？

孙惠芬：超越就是前边说的，向精神世界终极安详行进的过程。这也是我经过了痛苦、挣扎之后的感受。写到精神世界的时候，你必须触摸到精神，而在小说里真正抵达精神的超越，却并不那么简单。

我在写《生死十日谈里》时，窥见了这个部分，想在《后上塘书》里去做更多努力，但我知道，我做得不够。那可能还是我想象中的一个概念，我还没有真正触摸到。等到《寻找张展》的时候，我觉得通过一个孩子，触摸了超越的边缘。到《多年蚁后》，我更知道（超越）是什么了。

可能因为知道得太多，心里涌动的东西就特别多，不小心它就出来了。而这个“出来”，你不慌张在哪呢，因为这是你真实看到的，你确信它存在。

Q：您想告诉孩子一些真相，即便这个真相有一些残忍。

孙惠芬：和张展相比，童童其实是幸运的。他在很小的时候，就有人告诉他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，他更早地获知了。张展没有机会，他小时候看到梦梅出车祸，家人制造了一个假象，然后他被一层层包裹着，一直到他上大学。

童童虽然才4岁，但在这么小的时候，就遇到一只蚂蚁。就有人来告诉他，世界原来是这样的，无常是经常发生的，孤独是真实存在的。当他了解到只有爱能打通万物，只有爱、善良、勇敢才能对抗无常，对抗无常带来的恐惧，他便拥有了最高的人生智慧。

Q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童童在城乡交界处，重建了家园感。

孙惠芬：这也是我恰恰想说的。大人不了解孩子，书里童童喜欢看蚂蚁，奶奶要用热水烫死蚂蚁。这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，我们的心离孩子太远了。

就比如，我问三哥家的外孙子，你最痛苦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最痛苦的是“奶奶上楼拿不动菜，我又没有力气帮她”。你根本想不到，他会这么回答。